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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裁人工智能化的“技術介入”與階段性
      發布時間:2020-11-10 10:50 星期二
      來源:法治日報——法制網

      曾令健

        仲裁是當代中國糾紛解決的重要途徑之一。人工智能極可能深刻地改變法律實踐的面貌,仲裁實踐亦莫能外。某種意義上,仲裁是諸多法律實踐形式中與人工智能技術最容易產生親和性的一個領域,畢竟仲裁以高效率、保密性為“生命線”。對于如何更加高效地推進仲裁程序、如何更好地保障仲裁活動的商業秘密不被泄露,人工智能技術都擁有天然的優勢。那么,當代中國仲裁智能化現狀如何?人工智能對仲裁實踐的深刻影響體現在哪里以及如何看待該種影響?

      進行中的仲裁智能化

        事實上,國內外已經有相當數量的仲裁機構在不同程度地“擁抱”仲裁的人工智能化潮流,并取得了大小不一的成績。概括而言,大數據、文本挖掘、區塊鏈技術和機器學習等對律師及其當事人、仲裁機構及仲裁員、從業人員的影響已有顯現,尤其大數據與區塊鏈技術。

        從仲裁主體出發,人工智能技術對律師與仲裁機構的影響較為直接。律師通過大數據分析仲裁員行為、預測仲裁裁決,從而給當事人提供更優的咨詢建議、制定更優的仲裁策略。仲裁機構通過引入智能化技術,不僅一定程度上減少了仲裁員、仲裁秘書及相關人員的工作量,也提高整個仲裁活動的效率、便捷度與安全性。從仲裁活動出發,除了律師借助大數據作為案件代理的輔助技術,當代中國仲裁的人工智能化主要體現在仲裁機構的程序運行與管理,且在仲裁程序推進方面業已取得了相當程度的經驗積累,尤其在收立案、程序管理、文書撰寫及管理、網絡庭審等方面業已有所斬獲。

      仲裁智能化中的“技術介入”

        仲裁的人工智能化乃至法律的人工智能化,本質上是科學技術介入仲裁實踐、法律活動。現代司法正是基于將裁判者作為“活生生的人”,在正視其個人經歷、喜怒哀樂、職業素養、價值觀念的基礎上,強調作為社會個體的裁判者在規范的約束下進行裁判。仲裁智能化則意味科學技術對法律活動的“入侵”,由是引發種種緊張與不適。

        首當其沖的是,仲裁智能化的“技術介入”與當事人意思自治。眾所周知,當事人意思自治是仲裁尤其商事仲裁的“靈魂”。在仲裁程序運行及管理“智能化”的過程中,如何在追求仲裁高效推進的同時確保當事人意思得到充分體現,這不僅涉及算法設計的合法性、合理性問題,還涉及“人工智能”與當事人意思表示的優先權,尤其當事人知情權與選擇權的充分保障與及時行使。當下仲裁程序智能化主要是仲裁機構及其人員借助人工智能技術進行程序管理,因此,所謂“人工智能”與當事人的緊張關系本質上仍是后者與仲裁機構、仲裁人員之間的沖突、溝通與協調。

        進而言之,仲裁智能化的“技術介入”與正當程序。正當程序是現代司法的“靈魂”,正所謂正義不僅應當被實現,而且應該以看得見的方式實現。在仲裁實踐中,其正當程序觀念包含有當事人意思自治理念且占有極大比重。這也是仲裁程序與訴訟程序的本質區別:前者乃私法性質,后者乃公法性質。此外,正當程序也包含著各方主體的仲裁行為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尤其仲裁員通過綜合整個仲裁活動中各種資料和信息進行的價值判斷與選擇。這些價值判斷與選擇,通常需要契合社會一般觀念,或在特殊情形下作出充分的正當性論證。“技術介入”就意味著如何完成該種判斷、選擇及其正當性論證,尤其是特殊情形下的裁決。從理論上,完全有可能基于大數據、文本挖掘尤其機器學習,達到對世上包羅萬象的事物作出有規律、穩定的判斷,但刻下仍主要停留在理論層面。更甚者在于,在極端情形下,裁決極可能源于或者包含著仲裁員“某一剎那”的“正義感”“突發奇想”。其正當性基礎往往源于人們對裁判者作為活生生的“人”這一維度的理解與包容,常常難以通過形式邏輯或價值選擇予以充分說明。

      仲裁智能化的階段性

        仲裁智能化發展勢必是階段性的,這是由人工智能的技術性所決定的。“擬”人腦思考乃至“超”人腦思考,乃人工智能化的本質。如何看待該種階段性,及其與仲裁“技術介入”之間的關聯?從邏輯上講,但凡“技術介入”涉及的問題基本上均可以由“階段性”予以解釋乃至解決,即在智能化完全實現了“擬”人腦思考乃至“超”人腦思考之后,商事糾紛及其他糾紛則可能由一個公正、無私、高效的“智能人”來處理,由是仲裁裁決的合法性、合理性幾乎臻于至善。

        問題又來了,在沒有實現人的智能化再造之前,那些“技術介入”引發的種種思考如何解答,是否有較為統一、簡便的理論解釋?事實上,傳統司法中也存在“技術介入”問題,僅僅是程度和方式不同,比如司法鑒定、專家輔助人等。對于傳統司法、仲裁中的“技術介入”,筆者認為,主要是通過理論解釋與程序安排來排除或回避“技術介入”的司法風險,從而避免“技術支配司法”。日本司法也曾出現過“一個事項、兩份鑒定”的事件。對于損害事實與醫療行為之間的因果關系,兩份鑒定的觀點截然相反。裁判者認為,雖然科學上很難認定二者間存在因果關系,但醫療行為在前、損害事實在后,很難說二者沒有因果關聯,遂認定法律意義上因果關系是可能成立的。這樣通過證據法、程序法的理論及制度安排來回避司法風險,或許可以提供一個視角,以理解仲裁智能化的“階段性”。

        此外,有學者討論司法智能化的限度問題,這與“階段性”攸關。筆者認為,不是要否定仲裁智能化的限度,也不是說限度不存在,更不是說限度問題不值得討論,事實上“階段性”本身就是限度問題。當前討論仲裁或司法智能化的限度或許為時過早,當前最迫切的是如何更好地挖掘人工智能的仲裁及司法適用,拓展適用邊界,在客觀看待仲裁智能化的“階段性”的基礎上,認真對待“技術介入”及其引發的種種難題。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學副教授)

      責任編輯:武卓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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